柒尺

我不要舒适。我要上帝,我要诗歌,我要真正的危险,我要自由,我要美好,我要罪恶。

欧洲近代的科技、人本与语言媒介——以福柯的“文本异托邦”为方法

北外张锦教授的讲座笔记。


福柯的思想产生于新批评的浪潮之中。将英美新批评仅仅视为一种细读是不够的,当在谈论形式的时候,无可避免的,会涉及历史以及社会。形式主义浪潮不仅是一个流派,而是与基础结构、上层建筑相关的革命(将十九世纪的文化视为途径去思考,而是当作一个结果去看待),激活了二十世纪的思想,主要体现在文学、绘画以及建筑中。它的力量一直延伸到1968年(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,红色的年代,嬉皮士的年代)。自八十年以来国内的学界也分为了两派:一派是形式研究,另一派是泛式的文化研究。


对于文学性的讨论,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讨论。它并不能告诉你,什么是文学,但是会告诉你,文学可以影响什么,文学有什么作用。


两次世界大战之间,是信息论、控制论、系统论最发达的时候;而在战后,伴随着军转民,控制论也有了不同的声音。一个无法跳过的命题便是: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,如何走入了那么极端的形态?福柯觉得,控制论最主要的问题,是人口。在中晚期,他提出了生命政治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到,在资本的年代,需要一定数量的人作为奴隶。这里产生的问题是: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动物的?


从大背景来看福柯,主要有以下几条线索:


  1. 古今之争。


 笛卡尔的时代,是一个暗孔成像的时代;而到了他的思想里,变为了沉思——光学的变化同样体现在哲学家的思考里。德国哲学家所提到的印象性,同样来源于科学的发展。巴尔扎克的小说里,存在雌雄同体的人,这是时代的进步——解剖学的兴起。在福柯这里,同样相似。当人拿着笔书写时,人便成为了笔的主体——主体性。


伴随着科技的进步,或许工艺会更加精致,但是手工艺人也慢慢消失。我们很难判定这是好,还是坏。古今之争,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个是科学和人文,另一个是nation。似乎是科技战胜了文明,并且让欧洲成为了文明的中心;科技,似乎悄然让今派完成了胜利。


谈到近代欧洲,势必会谈及罗马文化。当罗马覆亡后,英国提出了一个论断:这不是罗马帝国的覆灭,而是罗马暴政的覆灭。以此,来强化英语的作用,所以,任何的语言都是印象性的;突起的事物,是民族性语言。无论是拉丁语还是法语,是古派还是今派,最后都是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歌颂,这就回到了第二条线——nation。


欧洲国家的古今之争很有趣,反映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。意大利最早发生古今之争,而到了法国,则转为了“避谈意大利的古今之争,直达希腊和罗马”,这同样是nation的体现。无数的学者探讨语言的起源,并不是谈论拉丁语的起源,而是本国语言的起源,以此来找到文化自信,主题同样是nation。


福柯在谈到莎士比亚作品时提到,莎士比亚的高级之处,在于不断展现英国的伤口。在社会不断缝合这个伤口的时候,莎士比亚站出来,告诉人们过去的合法性与非法性。


文学是方方面面的痕迹。在科技突起之后,人们成为了幻喻的存在。首先是需求,让人们依赖科技;而到了近代,因为black box,人们开始和科技产生隔阂。文学一方面在同构历史,另一方面,也在提供反思的空间。


2. 语言学与政治


语言学暗藏着政治议题。虽然它起源于英国语言学家琼斯,但是在德国达到了高潮。德国一直强调着伟大的肃穆,语言的肃穆,是为了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影响。


十八世纪,欧洲曾经有一股中国热。中国的赵氏孤儿传到了法国后经过了改编,伏尔泰添加了一个女性角色,问出了一个伦理难题: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孩子,去救另一个孩子?但是传到德国之后,就变了味道。一方面,德国奉行着:当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维度时,需要另一种野蛮的文化来颠覆。所以德国一度是反对文化的。另一方面,当黑格尔阅读了中国的汉学后,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:中国文化,很好,但是属于史前,缺少现代的精神。但是从现代的目光来解读,黑格尔之所以将中国界定为专制,也在映射着当时德国的政治。


(读者的阅读属于二次创造,但是它丝毫不逊色于第一次创造。因为第二次创造融入了当时的社会以及政治,为文本带来了新的生命力。)


3. 达尔文、林奈本来属于生物学、植物学范畴,为什么出圈了,并且进一步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?


福柯将它聚焦于欧洲的生物,以此来谈论欧洲和其他区域的不同。他反复地阅读knowledge is power,将power定于为权利,而不是力量。他认为,知识反映的不仅是知识本身,而是一个nation的权利。当林奈的植物学传到美国之后,便不再是植物学本身,而是成为了美国和欧美之间的权力争斗。


4. 什么是“文本异托邦“?


I am another VS I is another


当一把雨伞和一台缝纫机,在医院手术台上的尸体上相遇时。


并不是语言学转向涵盖了其他方面,而是语言学和社会的联系。


福柯分析的作家(特殊性,而不是普遍性)是一类特殊的作家,例如雷蒙鲁塞尔、布朗西、兰波。他在这些疯癫的剧作家、诗人中找到了断裂的力量。这些语言十分有意思,但是不如博尔赫斯。博尔赫斯的一本小册子中,提到了约翰威尔金斯的语言(百科全书年代中的语言分类代表,后面和计算机语言联系),发现约翰威尔金斯分类乱七八糟,类似于中国的某种动物分类:皇帝所有的动物、散发香气的动物、驯服的动物、想象中的动物、乳猪、美人鱼、自由走动的狗、数不清的动物、全部用骆驼毛笔画出来的动物、等等、刚刚打破罐头的动物、刚刚编出来的动物。这也是福柯文本异托邦的核心。他认为,这种看似搞笑的分让人们开始思考,欧洲上千年来的动物分类,即同与异的问题。


这样的分类并不荒诞,在自己的分类下完全存在。但是合在一起,就很可笑,因为它只有分类的形式,即一二三四,却没有分类的核心。这是分类的极限(当把事物推到极致的时候,看到了真相)。它是分类,同时也是分类的反讽,是异托邦的存在。


在福柯看来,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的一种示弱;因此,他提出了另一类语言,即只思考语言本身的语言。他研究语言的分类,目的是在于打开一个新的空间,讨论流动性,因而用语言重塑历史,在思想内部打开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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